德語的發展在19世紀不僅表現在使用范圍的更加廣泛和詞匯的擴展等方面，而且表現在語言學家們對它的規范化的重視以及在規范化過程中取得的成績。規范化是一項復雜、艱巨和長期的工作，它一直延續到20世紀。

    規范化在德語語法研究方面的個成果是雅各布·格里姆的《德語語法》。這部差不多用20年時間——從1819年到1837年——才完成的巨著共四卷。不過，它主要是歷史地描寫了日耳曼諸語言的結構和發展規律，還不是以近現代德語的語法為研究對象。一直到該世紀的70年代，被稱為“新語法學派”的一批語言學家在繼續關注歷史比較研究的同時，才開始把目光投到現實的德語語法上。他們的著作在世紀之交陸續推出，主要有威爾曼的《德語語法——哥特語、古德語、中古德語和近代德語》(三卷集，發表于1893--1909年)，埃爾特曼修訂版)，許特靈的《現代德語》(1901年初版，1907年再版)及《近代德語語法》(1924年發表)，保羅的《德語語法》(五卷集，1916—1920年出版)，伯赫格荷爾的《德語句法》(四卷集，1923—1932年出版)，等等。

    新語法學派繼承了格里姆等人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許多研究成果，但他們反對先人為主的、猜測性的理論，主張以語言事實為根據，因此他們收集了大量實際資料，從中分析現實語言的結構特征。

  保羅的《德語語法》特別值得一提。在它的卷中，作者考察了日耳曼語言在印歐語言里的地位和近代德語的發展。在第二卷中，重點描寫德語形態的歷史發展，從古德語談到18至19世紀的文學語言。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中，詳細地討論了德語的詞法范疇(關于變格、時態、語態和情態等的學說)和句法范疇。第五卷從歷史的角度闡述德語的構詞法。其他語言學家中，有的特別談到冠詞的形成與應用，數的意義，動詞的特點，等等。

   在語音研究方面，上述著作中有的也用一定的篇幅談語音問題。從18世紀末起，德語的語音基本上是穩定的，從縱向看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是從橫向看，有不少詞匯在不同地區的發音還有一定的差異。于是有的學者著力于制訂標準德語語音規范。

 1885年，菲埃托爾首先出版了《書面德語語音》一書。1898年，西布斯組織了一批德語和舞臺藝術家，一起討論語音標準化問題，會后發表了《德語舞臺語音》一書，后來改名《德語標準語言》論語音標準化問題，會后發表了《德語舞臺語音》，后來改名《德語標準語言》，從此德語有了獲得公認并被要求遵循的發音規則。19世紀也是確定現代德語統一的拼寫規則的時期，雖然在此之前的二三個世紀里，即從馬丁·路德的《圣經》翻譯完成以來，已有不少學者在這方面作過努力。17世紀興起的語言學會把它當作自己的任務之一。豐收學會的成員古埃茨和蘇特爾分別于1645年和1663年提出過重要的建議，認為制訂統一的拼寫規則時應考慮詞源、發音和通常習慣。另一位學者弗賴耶于1722年發表了重要論文《德語正字法說明》。戈特舍德和阿德隆分別于1748年和1782年再次對此進行了認真的研究。

   但是，進入19世紀以后，好些詞匯的拼寫仍然沒統一，。這些情況在國家還是四分五裂的時代也許并不奇怪，分歧難以克服。1871年政治統一后，不僅語音應盡快實現標準化，拼寫也應盡快走向一致，這已經成為普遍的要求。1876年在柏林召開了次正字法大會，會議的成果表現在由勞梅爾歸納的拼寫規則草案中。但是存在分歧意見，會后有些人拒絕執行該草案。在這前后，擔任文科中學教師和校長的杜登從自己的教學實踐中比許多人更深切地感到統一的正字法應該立即問世。他與幾位同仁花費了整整10年光陰去從事這項任務。1880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德語正字法大全詞典》，受到廣泛的歡迎，很快就開始在學校里試用。帝國首相俾斯麥把它定為國家公務員的標準拼寫詞典，并明文禁止使用其他拼寫詞典。雖然守舊的普魯士曾頑固拒絕杜登的主張，但歷史的要求是不可阻擋的。1901年6月19日，帝國內政部邀請了包括奧地利代表在內的各有關方面的人士舉行第二次正字法大會，與會者一致認為制訂一套適用于全部德語國家的德語書寫規則是必要的與適時的。杜登適應這一形勢對《德語正字法大全詞典》作了修改。1902年出版了它的第七版。1915年第九版時，它改稱為《杜登德語和外來語正字法》以下簡稱《正字法》)。以杜登本人的名字命名該正字法，是為了紀念和表彰這位雖然已經辭世四年而其貢獻卻永遠不可遺忘的重要人物。

   按照這部《正字法》，德語元音的長音和短音在大多數情況下得到明確標示。長音的標示主要有三種途徑，其一是元音字母的重寫。其三是在元音后加h(以及在i后加e再加h)。短音的標示主要有兩個途徑，其一是在元音后重寫輔音字母。其二是元音后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輔音字母。但一些單音節的副詞、介詞和代詞，雖然元音后只有一個輔音字母，元音仍然發短音。關于大寫和小寫、音節的劃分及標點符號等，該《正字法》也作了規定。

    然而，該《正字法》并沒有解決所有存在的問題，此后關于書寫規則的改革重新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方案已經到了將近付諸實施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