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戲劇家阿達莫夫的一生都糾纏在令人心焦的神經官能癥的折磨之中。1946年他發表自傳,取名叫《自白》,書中真實地坦露出他所經歷過的種種痛苦。他感到自己“被割裂了”、“被肢解了”,可怕的精神危機不僅將他與世界相分離,使他在孤獨中產生各種幻覺,而且也使他陷入了信仰危機。 他試圖通過祈禱尋求上帝的庇護,但嘴里卻喊不出“上帝”,因為“這個詞由于長期使用,早已降了級,不再有任何意義了……使用上帝這個詞比懶惰更甚,它是拒絕思考,是某種捷徑、某種丑陋的縮寫”。
信仰沒有了,一切的意義不存在了,連語言也貶值、變質。因此,阿達莫夫稱我們這個時代是“無恥的時代”,這個世界是一個惡夢般的世界。他認為現代人的悲劇就在于尋找生存的意義,盡管這是永遠不能企及、永遠無法洞悉的尋找,即:明明“知道既不可能發現它,同時又不可能拋棄這種毫無希望的追求”。
阿達莫夫的這種荒誕派戲劇哲理使我們想起了加繆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被罰做徒勞的苦役,他每天不斷地把巨石推到山頂,剛一歇息,巨石就滾落下來,他又重新向山上推進,周而復始,經年不息。加繆認為西西弗斯是意識到荒誕并克服這種荒誕的人類的象征,他以積極的方式接受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生存困境。同樣,阿達莫夫對人類的悲劇性處境看得也是非常透徹的,但是他并沒有徹底絕望。他認為,如果把世界均引自阿達莫夫《自白》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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