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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歷史的腳步一步步向前邁進，日耳曼文化在德國土地上幾乎湮滅殆盡，日耳曼文化的殘余則換上了基督教的外衣，改頭換面繼續存在于德國文化之中。中世紀的德國文化與歐洲其他各國文化一樣，為突出的表征是基督教思想對其他精神領域的滲透和控制，所以歐洲的中世紀也被稱為“信仰的時代”，信仰問題是關系到一個人的靈魂是否能夠得救的頭等大事，而日耳曼人又被認為是特別富于宗教精神的民族，對于屬靈的問題特別敏感，因而對于宗教問題特別狂熱。德國人接受基督教之后，基督教的觀念浸透了德國社會，從城市面貌來看，德國傳統城市的市中心都有一座宏大的基督教教堂及教堂正門前的一個市場(Marktplatz)。教堂位于市中心，既體現了基督教的，也體現了基督教的人世精神，與我國佛教和道教寺廟往往雄在深山老林中大相徑庭． 與整個文化的走向相一致，中世紀的歐洲文學，尤其是在早期，浸透了基督教的觀念。盡管世俗精神不甘寂寞，尋找一切機會表現自己，但是畢竟受到時代精神的強勁制約，難以突破整個文化氛圍，只能伺機借著宗教的旗號嶄露頭角、出頭露面。中世紀早期的德國文學，除了具有歐洲文學的基本特點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即缺少題材上的獨創性，大量從境外，特別是從文化發達的法國普羅旺斯等地區“輸入”文學題材。
本來，這個時期的歐洲還沒有形成民族國家，文學的民族性并不凸顯，所以也沒有民族文學的概念，文學創作的題材相互借用是很常見的事。例如亞瑟王和圓桌騎士的故事就在歐洲廣為流傳，而且每流傳到一個地方，就經過當地藝人的加工，于是就多了一個版本。但是作為一個文化大國，法國則是通過大量輸出文學體裁和題材，而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學產生了較大影響。從歷史上看，鄂圖一世治下的德國，正處于擴張欲強勁的時期，各宮廷都在厲兵秣馬，準備跟隨皇帝南征北戰，因而貴族子弟不屑與文化為伍，能夠識文斷字的貴族子弟寥寥無幾。
而法國的發展則截然不同，國王、諸侯、教會以及早期市民四個階層之間的利益分配比較均衡，所以法國社會比較安定，法國人得以較早地建立民族國家。在后來的君主專制時期，法國人更是獨占鰲頭，不但在政治上創造了君主專制體制，還使分散的國力集中在國君的手中。在統一的民族國家的保護下，法國人的能量和精力可以較大地投人到經濟發展當中，法國人的文化建設也乘著這股東風在歐洲一枝獨秀。
法國人在文化當中的領先地位是明顯的，德國文學當然意識到這一點，或是有意、或是出于無奈，從法國大量引進體裁和題材，唯法國文學馬首是瞻。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8世紀，隨著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覺醒，創造德意志民族文學的呼聲才高漲起來，在德國浪漫派文學中達到高峰。中世紀的德國文化的主要內容是騎士文化和早期市民文化，以及主要體現在建筑上的羅曼式藝術和哥特式藝術。中世紀的德國文學則經歷了三個階段：(1)宗教文學；(2)騎士一宮廷文學；(3)早期市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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